討薪難，并非新話題。陜西嵐皋縣委工作組赴河北幫本縣農民工討薪吃了“閉門羹”的新聞，再次將討薪的“無助”展露無遺。

　　討薪之痛，讓人唏噓。從報道看，幾方對欠款數(shù)額仍有爭議，甚至陜西康仁精益建設有限公司與河北青龍縣江成礦業(yè)有限公司的真實債權債務關系，也有待進一步查明。真相幾何，有賴陜西嵐皋縣與河北青龍縣的聯(lián)合調查結果。但僅看維權過程，早已愁腸百結：嵐皋縣農民工因討薪圍堵青龍縣政府大門被公訴;4名農民工證人出庭作證時，被青龍縣警方從法庭直接帶走并刑事拘留。討薪緣何屢屢陷入法治困境，“清欠”為何進入循環(huán)不盡的怪圈?值得我們深思。

　　長期以來，農民工討薪深處“法治洼地”，讓問題的解決頗顯泥濘。一方面，惡意拖欠頻頻出現(xiàn)，不少承包方想方設法當“老賴”;另一方面，走投無路之下，農民工極端非理性討薪也時有發(fā)生。討薪的復雜性造成維權成本居高不下。一份農民工維權成本調查報告提到，為了索要千元工資，農民工要付出920元的成本，以及 11到21天的時間。本來，政府為農民工“出手”解困，是撐腰之舉，但從嵐皋縣的“受挫”看，光靠政府事后介入，維權成本依然畸高，并非長遠之策。

　　填補“法治洼地”，形成制度機制的“硬約束”，是“清欠”的關鍵。其中的第一步，就是讓工資發(fā)放者“找得著”“跑不掉”。從目前看，討薪之難，主要難在工程項目復雜的分包結構上。農民工若與總包企業(yè)之間缺少合同關系，在工資發(fā)放上就會“脫節(jié)”，一旦分包者跑路，農民工容易維權無門。昨日，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了四川解決欠薪的經驗：四川確立總包企業(yè)工資支付責任制度后，農民工欠薪現(xiàn)象得到明顯改善。改變過于復雜的“勞資生態(tài)”，是簡化責任關系的重要一步，這樣的經驗，無疑值得推廣。

　　同時，要找得到“老板”，還得看得見“錢”，這就需要進一步堅持和完善農民工工資保證金制度。農民工工資保證金制度設立的初衷，是為了保障民工在未得施工單位支付時，能得到企業(yè)繳存保證金的保障支付。但真正因此“受益”的農民工，或許不多。到底是制度落實不夠?還是保證金存繳比例有待推敲?抑或是申請保證金支付程序過于復雜?值得進一步研究，畢竟，制度的中心應是“人”，制度的設立應以問題的最終解決為旨歸。此外，目前不少地方的工資保證金制度的實施范圍，主要還集中在建筑市政、交通運輸、水利等工程建設領域，如何進一步拓展到其他領域，也值得關注。

　　當然，要讓“清欠”順利走上法治通道，也要保障司法的公信力。在陜西嵐皋縣政府幫忙討薪過程中，青龍縣司法部門是否出現(xiàn)了“地方保護主義”，有待進一步查證。根據嵐皋縣方面的說法，嵐皋縣農民工討薪并未超出合理維權范疇，果真如此，起訴4名農民工就存在問題。更為蹊蹺的是，當4名農民工證人出庭作證，為何有兩人被直接當庭帶走?尋求法律解決的欠薪案陷入司法的“泥濘”，無疑會損傷司法公信力。目前，兩縣政府已達成一致意見，就上述焦點問題進行聯(lián)合調查，從而還原真相。我們期待有一個客觀公允的答案，并推動問題真正解決。

　　幫扶管一時，法治才長久。對于更多的類似欠薪案，希望能逐步走出法治“洼地”，邁向制度解決。